文｜敬一山
因售卖150碗熟肉，遭顾客以“三无产品”为由起诉，一农家网店被判赔5万元。这些天，王琼和她的“毛妈妈土特产经营部”正处于舆论漩涡。
起诉王琼的，是一位职业打假人。这位职业打假人曾经起诉过很多小作坊、副食店、小超市，这次他先购买3份熟肉，取得王琼信任之后，又一下购买了150份，然后以“三无产品”为由起诉，法院继而做出了10倍赔偿的判决。
就法律而言，似乎并不存在很大争议。即便是散装食品，也应该在包装上标明名称、生产日期等信息。王琼解释当时订货量大时间紧，自己出现了疏忽。但这个“疏忽”，在法律上就是硬伤。
可在舆论场上，公众多数却对她持同情态度。因为基于朴素认知，大家觉得一个农村人做点小本生意不容易，只要产品没有质量或安全问题，仅仅因为没有贴上标识，就被职业打假人钻了法律空子，实在有些冤枉。5万元的罚款，也违背大家对“罪责相当”的直觉感受。
当然，也有些人认为，法律就是法律，店家明知应该贴标识却没做到，就是该受到惩罚。但愿经过此案，无论王琼还是其他经营者，都能对法律更有敬畏，这样才能走得长远，也是对消费者负责。就改善商业环境整体而言，法律也比道德更加可靠。
从职业打假人一方来看，他自己也有硬伤，被媒体曝光向法院提供的是虚假地址。其很重要的考量，应该是回避管辖权的问题，在重庆更能得到法院的支持。而这位职业打假人也没有否认，自己打假是为了赚钱，还在媒体公开回应，说不想讨论道德问题，自己的行为“合法就行”。
对于职业打假人的争议，其实由来已久。当职业打假人面对的是问题产品，是公众印象中“傲慢”的大企业时，无论法律上是否支持，网络舆论很容易表达力挺，觉得职业打假人是替普通人维权。毕竟不是每个人遇见问题产品，都有能力和精力去和企业“硬杠”。这种情形下，职业打假人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力量。
当职业打假人面对的是王琼这样的小店家，情形恰好相反，即便法律上得到支持，很多人也会认为这样的打假失去道德底色，变成投机和逐利。职业打假人更在乎个人私利，而不是事关公众的食品安全时，当然就很难得到舆论的支持。
而从职业打假整体的走向来看，对准大企业的风险越来越高，在法律范畴内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。去年还有一则广受关注的新闻，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00后“职业打假人”陈之强，不到一年的时间和商家打了800多场官司，获利十多万元。但在2021年底，他收到当地法院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认为其行为已构成了对诉讼权利的滥用。并且当地公安局对他涉嫌敲诈勒索案立案侦查。
陈之强的遭遇，也是职业打假人群体的缩影。“知假买假”然后维权的法律风险越来越高，这可能是他们转移“战场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后续媒体也曝出其他案例，同样是职业打假人瞄准农家网店的“三无产品”索赔。因为这些网店确实缺乏规范性，所以主动赔钱私了或者获得法院裁决赔偿的可能性就高。
只不过，当职业打假人变成钻空子专门“监督”弱势店家的时候，其道德基础也就被瓦解。在逐步失去法律支持后，如果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也消耗殆尽，职业打假人的路，就更难走了
